我小时候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挨打，我已经记不起是因为什么了。可能我正做着什么事情，父亲就突然闯进来，朝我破口大骂。我还没回过神，拳头就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他会一直把我逼退到墙角，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到我身上，我常常被打到失去意识，而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开始打人。
乔的整个童年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他不知道父亲何时会勃然大怒，但他知道这种暴虐无可逃避。童年的经历使他一生都活在强烈的恐惧中，害怕被伤害，也害怕遭到背叛。他的两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因为他始终无法信任别人。
无论是从家里搬出来还是结婚，这种恐惧都不会消失。我总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讨厌这样的自己。可是，如果你的父亲——那个本应爱你、照顾你的人——都这样对待你，那么面对现实世界，你还能抱有什么期望呢？我搞砸过好几段感情，因为我无法和别人保持亲密的关系，这让我很羞愧。每天活得像惊弓之鸟也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可是生活真的令我恐惧。
我十分努力地接受治疗，想要克服这种恐惧感，因为我知道只有克服这种感觉，我才能面对自己和别人，但是，天啊，这真的太难了！
对于那些被父母虐待过的孩子而言，要重新获得信任感和安全感是很难的。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成年后的我们同别人交往并建立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健康——父母充分尊重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并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我们长大后就会希望别人也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这种正面的预期使我们在成人的关系中更为坦诚且内心柔软。而像乔这种状况，他的童年充满了焦虑、紧张和痛苦，这些情绪慢慢会演化为负面的预期和偏执的戒备心理。
乔总是对所有人做最坏的设想，他觉得自己会像童年时一样被伤害、被虐待，所以他用情感的铠甲将自己武装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然而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副铠甲对他而言并非保护，反而是深深的束缚。
“我的麻烦太多，打你也情有可原”
乔从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惹得父亲如此生气，但有些虐待子女的父母想要获得理解，他们会在施虐后请求孩子谅解，甚至乞求孩子的宽恕。凯特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
我记得一个特别可怕的夜晚。晚饭后母亲出去买东西，父亲又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打我，我哭叫得太过惨烈，于是有邻居报了警。但是父亲却骗过了警察，他说哭叫声是从电视里发出来的，他们就信了。尽管我就站在那里，胳膊上鞭痕累累，脸上还挂着泪水，警察们还是相信了他的话。为什么不信呢？毕竟父亲在这个城市里很有权力。好在警察的到来使他冷静了下来。警察走后他告诉我，他最近压力很大，那时的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压力，但他还是希望我可以理解他，他还说母亲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差······她已经不愿意和他同床了，而作为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床是不对的。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情绪不佳的主要原因。
凯特的父亲将一些不适合与子女分享的私密信息透露给年纪尚幼、还无法理解的凯特，甚至期望可以从女儿身上获得情感的慰藉。这种角色倒置令凯特困惑和迷惘，但这种行为在虐待儿童的父母身上却是普遍现象。
他们希望子女在给予他们慰藉的同时，也可以宽恕他们。他们向子女施虐，却把过失推到别人身上。
凯特的父亲非但不去正面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反而将愤怒和性挫折发泄到女儿身上，然后再通过责备妻子来将自己的暴行合理化，为自己开脱。
工作上的压力、与其他家庭成员间的矛盾以及对生活的不满所引发的紧张情绪，会导致一些父母对子女暴力相向。孩子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孩子无力还击，而且稍事恐吓威胁便可以让他保守秘密。然而将愤怒情绪转移给孩子，只能给施暴的家长带来一时的宽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真正令他们愤怒的根源仍然存在，毫无改变，而且必定会再次积聚。同样可悲的是，作为暴力的承受者，子女也只能继续无助地生活在这种愤怒的威胁中，并将这种恐惧带到自己的成年生活里。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还有些虐待者，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暴行归咎于他人，而是竭力将其美化为实现孩子利益最大化的举措。许多家长仍持有这样的观念：体罚是让孩子更加恪守道德或行为准则的有效手段。他们认定孩子是生而邪恶的，只有严苛的责打才能拯救孩子，使其不至堕落。他们会说“我自己就是在鞭子下长大的，不时挨点儿打对孩子没坏处”“他得知道这个家里谁说了算”，或者“他得明白这社会的规则，这样他才不会乱来”。
而另一些父母则辩解说，体罚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可以让孩子更坚强、更勇敢也更强大。乔的父母就是这样告诉他的：
我奶奶在父亲十四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心里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一直很伤心。他现在都快六十四岁了，可还是不能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最近他告诉我，他打我是为了让我战胜软弱，对痛苦免疫。他声称如果我感觉不到痛苦，就不必经历生活的苦难。他的理论十分病态。他以为自己所做的是保护我，让我远离伤害，我相信他真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想让我经历他所经历的丧母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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