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开着半盏昏暗灯光，躺在床上想了一个晚上。
我反复思量他的表情态度，他每一个眼角眉梢传递出来的讯息，他每一个尾音的气息和声调，想到最后，觉得自己要疯掉。
头脑中的影像纷至沓来。
我看到年轻时矜持端稳的他，硬秀清隽的面容，对我稍嫌冷淡的客气态度，我看着他，心里敏感，如同观望临水照花的一株水仙，心里含着捉摸不定的一丝甜蜜。
时间转移到数年前，那时独掌大权的他，出席在宴会公众场合，打扮考究工整，眼神之中再无一丝温度，是那种带着金属质感的坚毅，那种浑身上下流淌着的隐而不发的强势孤清。
纵然再过去二十年，他依然有着全天下最令我心折的气度，我在记忆中久久地沉溺于他的音容笑貌。
回忆浮浮沉沉，直到我又回到宽敞香暖的舒适卧房，瞧见他孤伶伶地躺在床上，病中混混沉沉睡着，惨澹清俊脸庞枕在暗灰的丝绸上，显出几分柔弱之态。
然后我突然手一震惊醒过来。
想起来我们这些年。
徒然与他一场婚约的钱小姐始终将我当做心头芒刺。
我在异乡的深寒长宵，咬着牙将他的名字混着血泪封存的时时刻刻。
我们又何曾能真正的分开过。
我猜想他是病了。
我爱他，毋庸置疑，只是分别之后，我们之间隔着太多的人和事。
除去我们纠缠半生的恩怨。
他实在给过我太多。
最深的爱和最初的梦想。
连同最冷的现实和最彻骨的痛一并附赠。
我廿七岁了。
如今他身子弱，我看得心疼。
我一度试图离开他，可是我忍不了，忍不了那种锥心刺骨的挂念。
那种灵魂与□□双重的撕裂和剥离感觉。
我自诩心理变态到强大，离开他身旁，或许能获得新生。
今时今日看来，未必如此。
看来硬着来不行，我得采取迂回战术。
我得首先打听打听他这段时间怎么了。
张彼德请我吃午饭，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收拾了一下害你受伤的人。”
我心头紧张：“我那天见到他，他是不是病得厉害了？”
张彼德说：“他偶尔抱恙，休息几天就好了。”
我要掀桌子：“你别跟我来官方说辞！”
张彼德哭丧着脸：“你也知道的，我倒戈向你了，他哪里还让我管他私事，我现在都是行分内事，苏见倒是见他比较多。”
我再致电苏见。
苏见经这些年的打磨锻炼，是越来越有他的风范气度，我跟他不敢随意，他就客气跟我寒暄。
一通电话下来，我也没有打听出任何具体的事情。
这样绕来绕去一个多礼拜又过去了。
他位高权重深居简出，若是存心躲我，我根本见不到他。
我还有一半的时间得去医院，，待身体稍微恢复时，还去给Freddy补拍完了最后的一组照片。
他之前已经来医院探望过我，为了我的受伤歉疚万分。
我自然没有办法后悔接这一单工作，钱婧本来亦在这一行，公司租用的摄影棚，她不知不觉换个灯光师，谁也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Freddy给我送了许多营养品，依旧每天都电话或者传简讯问候。
九月份的最初时我送了袁承书返回北京工作
袁承书临走时问我：“你自己一个人住能不能照顾自己？”
我说：“没事。”
普通朋友尚且如此。
唯独他，连一声问候都奉欠。
我告诫自己耐心再耐心。
可是有一个晚上我陪托比散步时，他跑得太快我体力不够在台阶上摔了一下，回家贴了几块创可贴，还是忍不住心情沮丧了好一会儿。
我断断续续地给他发信息。
最近的一则是，家卓，我今天去医院做复检了，医生说我的左耳神经传导径路恢复状况良好，我好了是不是不可以去看你了？
依旧没有任何回音。
看起来胜利还遥不可及，偏偏这时我又有事要离港。
我将托比送到宠物店，他生气以为我又要送走他，我哄了它一会儿，它就明白了。
托比越来越贴心懂事。
我后来又去过一次森海豪庭的别墅。
他不住在里面。
我打他的电话，私人电话关机，另外一个电话助理接的。
临行的傍晚，我直接往他手机上发了个信息。
然后拎起箱子去机场。
不想提行李，我拖了一只小型箱子，取了登机牌。
临近冬日的天黑得早，晕黄灯光照射下，巨大的玻璃幕墙外夜航的班级起起落落，穿过空旷的大厅我觉得冷，拉起外套裹紧了身体。
在过安检时，忽然心有惊跳，骤然扭头往回看去。
隔着长长的机场客运廊，隔着的面目模糊的人来人往，我的目光终于投射到二楼走廊上伫立着一个人。
消瘦高挑的男子，穿细竖条白衬衣，清湛漆黑双眸。
他白皙清俊脸孔，如幽灵一般浮现在人群中。
他的存在，在人群之中，仍是如一道洁白雷电，瞬间击中的我胸口，我感觉全身皮肤绷紧，呼吸急促发紧。
眼睛仿佛有炽烈光束照耀，除去他的身影，整个世界都是盲的。
劳家卓看见我望见他，随即转身朝外走去。
我迅速将放在篮子里的手机捞出来，匆忙对着安检的服务人员道歉：“对不起。”
我拨开人群拔腿往外面冲出去。
他本来就是站在玻璃门外，我跑出候机大厅时，挤过扶梯上的旅客，冲到二楼时，看到他已经走到了外面的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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