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女继续说道金朝建立之初便与蒙古高原对立。1124—1130年耶律大石控制漠北。1130年可敦城之役，金朝将耶律大石驱出蒙古高原，但蒙古高原各部与金朝的关系并未缓和。就在1130年可敦城之役时，金将耶律余覩为了追击大石，向漠北各部征兵，结果遭到拒绝，金兵无功而还。蒙古高原各部中除漠南汪古部和塔塔尔部外都不在金朝控制之下。 1135年金熙宗即位，此时金宋间的大规模战争基本缩束，金朝集中力量对付蒙古五部鞑靼，与蒙兀国、克烈等部发生了连年的战争。[104]
天会十三年“是冬，金主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完颜）宗磐提兵破之。蒙古在女真之东北，其人劲捍善战，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天眷元年（或二年）“女真万户呼沙呼（又译胡沙虎）北攻蒙古，粮尽而还，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皇统三年“是月，蒙古复叛，金主命将讨之。初，鲁国王（完颜）昌既诛，其子胜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馀团寨，金人不能制。”皇统六年“金以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蒙古，连年不能克。是月，令汴京行台尚书省事萧保寿努与蒙古议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册其长为蒙古王，蒙古不受。”七年“是月，金人与蒙古始和，岁遗牛、羊、米、豆、绵、绢之属甚厚。于是蒙古长鄂罗（又译鄂伦熬罗）贝勒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金人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
一直以来，南宋“联蒙灭金”的得失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王夫之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另外，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策论部分第五题题目便是“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数百年以来，人们还是习惯将此事与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相提并论。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联蒙灭金”是南宋政府缺乏远略的表现，是没有吸取“海上之盟”的历史教训，贪图眼前小利以致在同一个地方连续摔倒了两次，并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往往是建立在没有充分了解此事前因后果的基础上的。其实，所谓的远略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历史本就是瞬息万变，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谁也无法预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
今天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去苛责古人，相反，我们更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角度思考一下为什么南宋最终会走上“联蒙灭金”的道路。
事实上，南宋政府一直在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对蒙对金的策略，而“联蒙灭金”决议的出台也是几度峰回路转，最终在很多意外事件的促成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不得不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
而且从过程来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联蒙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
南宋对蒙古的早期关注
网上有很多文章说南宋朝廷见蒙古实力强大便萌生了联蒙灭金的想法，其实这只是在未能充分了解历史细节的想当然的说法。事实上，早在南宋初期，宋朝便开始有人开始注意到蒙古这支力量的存在，并试图借助蒙古与金国的矛盾为对金外交服务。
南宋初年的著名文学家洪皓便是第一个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员。他曾经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时被扣留，在被羁押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金国的情况，并设法托人将他的书信送到宋廷。
其中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书信中提到了金国“彼方困于蒙兀（蒙古）”，但此时宋廷已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无意于北伐收复故土的大业，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刘锜、吴璘便传檄蒙古、契丹诸部共同攻金。但此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不足以成为一支可以凭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国、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与蒙古取得直接联系。
到了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但此时部分南宋官员却开始有些担忧，早在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左相的余端礼就向宋宁宗指出：
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皆当为备，但不可张皇。
宋宁宗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可，并命余端礼私书密谕沿边诸军加强戒备。而在次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宋宁宗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
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
可见，此时南宋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蒙古可能才是未来的劲敌，不得不谨慎应对。
到了13世纪初的时候，蒙古诸部逐步完成统一，已经达到了与金国分庭抗礼的程度。正好南宋方面当政的韩侂胄亦欲通过北伐缓解内部矛盾，便趁机发动了开禧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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