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晴好, 春风和暖，皇帝的心情也不错。
他觉得自己方才的表现没有给老师丢人，故而一路上都在观察唐挽的反应。可一直走到了宫门前，唐挽却什么也没说, 这让皇帝有点沮丧。
“老师，学生刚才可是说错了什么？”宫门前，皇帝终于忍不住问道。
唐挽洞达地望着他, 含笑道：“陛下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何来对错之分？”
皇帝瞬间松了口气。他幼年丧父, 母亲又极为严格, 虽身为帝王, 却仍免不了性子里的小心翼翼。好在他遇上唐挽这么个“离经叛道”的老师。唐挽从未因他“皇帝”的身份而刻意要求过什么。她看他，总是先看见他自己，才看见皇帝。
皇帝心头一阵轻松, 只觉得今年的生辰，倒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快活。
唐挽和皇帝没有留到最后，也就错过了当天最精彩的一场辩论。不过也不要紧, 负责学政改革的楚江一直对稷下学宫十分关注。他将最精彩的观点拟成了折子, 上呈内阁。
此举得到了谢阁老的赏识。这封奏折被交给翰林院原样誊抄，发给百官。同时布置下来的还有一份“作业”，谢阁老命众官员从这些观点中挑出一个最为认同的，写一份实施法案交上来。
一时间, 京城的大小官员都为此事抓破了头。不是人人都有变法的洞见, 也不是人人都有革新的智慧。文章倒是都按时上交了, 滥竽充数的居多。其中却有一篇，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文章的名字叫《朋党论》。这题目从古至今不知被写了多少次，无外乎是抨击党争的弊病。可这篇文章却标新立异，不仅不主张打压朋党，甚至还提议要将“朋党”作为朝臣们的固定形态，存续下来。
文章列举了历朝历代的党争实例，力证朋党的存在无法被根除，只能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疏导。其中有一句话十分精妙：“固知结党之势不可逆，而营私之心可改”。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纠葛，更何况官场如战场。结党是永远防止不了的，但是结党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营私。只要朝廷做好规范和引导，则党派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力量。
这可谓是前所未有之创举了，一时间在朝野上下引发激烈的讨论。稷下学宫甚至单为此开了三天的专题论辩，各派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儒家重礼仪秩序，纵横家权衡利弊。法家和墨家则更为务实，从结党可能引发的后果，来倒推应当树立的规则。
一切细节都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渐渐成形了。可讨论终究只停留在口舌笔墨这一层面，没有真正践行。谁也不敢轻易做出尝试。此事若成了，是众人的功劳；若不成，则是推行者一人的罪过。饱受儒学浸淫的官员们深谙中庸之道。丰功伟绩他们不去想，只求百年之后，史官笔下能留个好名声。
在每一个历史的节点上，谁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就能获得更高的成就。
三月，东阁大学士唐挽上书，请求开党立派。同日，文华殿大学士谢仪也上表，请议朋党事。两人的上书都呈递在皇上面前。皇帝决定召开廷议，听听百官的意见。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众官员对这个议题已经不再陌生。各方的言论，也已经在他们心头萦绕了多时。眼前的朝局确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事的层面上，而是更深入，也更持久。
闫、徐二党倒台之后，朝廷内的关系已无法再依靠裙带抑或师生来维系；宗室的覆灭、吏治改革的兴起，宣告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血脉联盟也不复存在了。朝廷内的利益同盟需要一个新的形势存续，以共同的思想为驱使的党派，似乎出现得正合时宜。
人们不愿意出头，却乐意跟风。在多数官员的支持下，建立朋党的议案，在一片惊呼声中通过了。
议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经过冗长的讨论和反复验证的流程，以保证它实施的效果。在内阁的压力之下，这个过程被缩短到了半年。九月，立党法案最终通过，对党派的建立和监管给出了明确的规则。
所有党派的成立都要通过督察院的审查，且日后的活动要随时接受督察院的监督。为了防止一些番邦势力趁机煽动民众，首版法案对党派设立的门槛要求较高。其中有三条：
第一，必须有固定集会的场所；
第二，必须有至少一千两的活动资金；
第三，必须有可供公示的章程。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最为严苛：必须有至少三个进士功名的成员，才能成党。
以上皆为立党的条件。至于参党成员的门槛，则交给了各个党派自行把握。一切新的变动，都是要从读书人开始的。平民百姓可以参与，但是在现今的阶段，尚不具备引领的能力。
一些新锐的进士开始有所行动了。督察院开始陆续接到党派建立的申请，却都是三五人的小党派，不成气候。不过此事倒在市井中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微妙影响——清贫的官员们为了凑足那一千两的经费，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儒商们产生沟通。被压在末流上百年的商人群体，终于找到了向上发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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