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为了给自己算命精确一些，我去问了我的母亲，试图推算出具体时间。为了我的母亲不厌烦，去问她时，我会卖上两斤肉，这样，我的母亲愿意坐下来给我讲那些本以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母亲在给我讲的时候，她会不停的去看挂在凹凸不平的石头墙上的肉，害怕我反悔似的，所以，母亲讲我的出生时，讲得特别详细，她可能觉得讲详细一些，我不好意思再把肉拿回去，虽然我早已申明那块肉是给她的。
母亲会从怀我的时候讲起：“唉！养不活，养不活还非得要，没办法，他不愿意结扎。”这好像是我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最充足的理由。
我会问：“不是那时计划生育搞得很严吗？”
“是啊，很严啊，所以，家里的粮食、猪，都因为生你而被弄完了，跟抢人似的，却又不抢人，把你抢了去多好啊？也不会把你送给那个瞎子养，他们就抢猪、抢粮食。”
作为长在新中国，肩上曾围过红领巾的我，会纠正：“那不是抢，是抵罚款，违反了，不就是要受罚吗？”
母亲不会与我争辩，她认定那是抢，我也没法跟她争辩，因为我只想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准确时间。但是母亲的言语间，好像是我把家里的粮食和猪，这两样最宝贵的财产弄走了，因为她觉得，没有我的到来，那些抢粮抢猪的人也不会到来。
我知道粮食和猪对于那样的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可我已经长大了，没法关心那些岁月的无情，甚至也没有对那时候曾满脸泪水，看着唯一的生命依靠被抢走的母亲做一丝安慰，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要为此而报仇吗？我想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时间。
母亲一番泪眼婆娑，一场无可奈何的哀叹，我必须忍受，必定是我想知道出生的具体时间，让她重新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或许母亲想让我知道她的艰难和伟大，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还给了我生命，我不能对生活有一丝一毫的怨恨，而我并没有，我在等着讲最重要的片段，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了笔记本，就像要为一个伟大的人做传，必需庄重的记下不知道准不准确的事迹。
终于该说生我的那天了，母亲抬头看看老屋檐，目光最后还是落在斑驳的地上，目光落下时，划过那块二斤的肉。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醒了，说是我闹醒的，我不太相信我能起得那么早，因为我几乎是睡到太阳晒屁股，都还不愿意起床那种人。
低矮黑暗的屋里，还没透出一丝光亮，想点上油灯，又想着煤油不多了，要在最需要的时候用。父亲已经早早上山去了，上山干什么母亲没有说，应该是干农活，那么早的时候，虽然天空可能还只是鱼肚白，也只能是干农活，那么早，油菜地里应该露水还很重，虽是暮春时节，被那么重的露水弄湿了，肯定也很冷，所以那么早不会发生什么爱情故事，我在笔记本把“油菜”两个字叉掉，重新写上：生我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醒来，父亲已经上山干农活去了。
怀孕的人饿得特别快，母亲醒来以后，也想吃点东西，因没有点煤油灯，只能蹑手蹑脚如小偷一般摸到厨房去，凭着不能挡风遮雨的厨房的味道，判断出灶堂里还没有生火，吃的肯定就没有。家里有唯一可以马上放心吃进嘴里的东西，要么喝一瓢缸里的井水，要么是吃一根生红薯，母亲说她摸了一根生红薯吃。我觉得母亲肯定隐瞒了喝缸里的水这一细节，必定是我出生这一天母亲的行动，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怀胎快要生育的人，根据那些简单神奇的生理卫生课上的知识，怀胎已经十月的人，睡一夜刚起来时一定口渴，口渴便要喝东西，唯一能喝的只有缸里的水，母亲听完我的分析，没有争辩，点点头：“那应该是喝了。”
这就对了，看在二斤肉的份上，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上厕所肯定是必要的，这无需记录，然后，母亲小心翼翼划燃了珍贵的火柴，精确无误的点燃了一把干草，扔进灶堂里。随便说一下，灶是长条石加上不规则石头磊起来的那种，比现在野炊搭的灶专业不了许多，这样的灶不具有很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却能煮东西，就是这么神奇，但是需要人弯腰，撅起嘴，对着灶堂里不断的吹气，火才真正的燃得起来，母亲也是这样做的。
我想，如果那时候我真已经在她肚子里醒了，她压低腰往灶堂里吹气时，会不会造成我的压迫感，这没法给母亲分析，非要这么详细，她可能会把二斤肉取下来，然后如驱赶野狗一样赶走我。
点燃火，就有光了，在锅没有被烧烂以前，快速的勺两瓢水进锅里，二两米，一小竹筒就是二两米，早已测量好的工具。还要往锅里放五斤父亲上山前洗好的红薯，一起倒进锅里，只要坚持灶堂的火不熄灭，要不了多久，就能吃上每天三餐都一样的饭：红薯稀饭。这样挺好，不用思考早饭、午饭、晚饭该煮什么，只要每次一样就好，不过，想不一样也没有下锅的材料。
讲到这里，我打断了母亲，好像忽略了一些细节，故事主体虽然是说待产的孕妇，但周边的影像也不能小觑，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呢？他们此刻在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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