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二零零二年，春天，重庆。
最繁华的市中区，解放碑下，不少本地或外地的，年老的或年少的，美的丑的，男的女的，纷纷三五成群地站在碑下合影留念。
四条宽阔的大路以纪念碑为中心向四个方向延伸，那条东南一西北走向的大街，名叫邹容路。
一个皓发如霜的老人，推着一辆轮椅，和一个二十出头，身背大包的年轻女孩，站在邹容路与临江路的交界处，抬头仰望一幢正在修建的六十层大楼。
“这是即将建成的重庆世贸大厦。一九九七年城市改建工程尚未启动以前，这里是……”
“我知道，是一个叫沙利文的西餐厅。”老人打断女孩的说话，“沙利文最初开在望龙门附近，挨着聚兴诚银行；一九三九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就搬到了这里。”
“我没记错吧，文灏？”
坐在轮椅上的另一个老人，轻轻点了一下头。
那个年轻的女孩，招商国际旅行社的导游，芳名赵晶晶的二十四岁姑娘，寂寞地耸耸肩，“宋老先生，我想，您根本就不需要导游。”她已经干了三年导游，还从未遇见过像今次这样特别的游客。
两个从美国回来的老先生，都已经有八十多岁了吧，至少看护照是这样。可是那风度，那气质……且不说坐在轮椅上的陆老了，另一位宋老，如果单看背影，潇洒的英姿真比好多二三十岁的青年还帅。
两老选择的是由一个地陪相伴的半自助游，可是他们游览的地点却实在奇怪。就像昨天，他们去了长江南岸的南山，一般故地重游的旅客，不外乎就是在“三棵树”观赏著名的夜景，在“大金鹰”跳望幽美的山林，或是在山脚下的“农家乐”品尝美味的泉水鸡；可是他们，却像识途的老马一样，指挥着轿车七拐八绕到了一处偏僻的空地，那是方圆数十米，就只有一块冷冷清清的青石碑，上面刻有“重庆市抗战文化遗产空军坟”的字样，而且还曾在文革中被破坏过。只说这里，埋葬着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二百多名空军英烈。
难道他们是原飞虎队队员？可是为什么没有政府官员陪同？而且他们又怎么会对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那么熟悉？
“丫头，快带我们去上清寺。”宋老的命令打断了她的思考。
如今的上清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转盘，一座半圆形的大型人行天桥横跨在转盘上，连接着通向枣子岚垭和嘉陵江大桥的道路。天桥的北头，有个名叫“鑫乐”的电影院。
赵晶晶看到这两位老人，在电影院门前待了很久。
“文灏，还记得吗，这里从前是特园的大门。一进去就有两条路分流，一条到主宅，另一条则通向康庄和平庐，你曾经工作的地方。”
“当然记得。从前主宅是宝字图案的青瓷地面，花园里的葡萄架直长到了天井里去，我和九姑娘……”他突然停住，轻轻叹息。
特园的大多数建筑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一把大火焚毁，而鲜家后人，也是天涯飘零，天各一方。昔日胜极一时的场面，只能在遥远的回忆里去寻找了。
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
“不去我们原来的家看看吗？”文灏在轮椅上仰起头，成九十度直角，问推他的宋劭延。
“不用了。听说早已被铲平，改建成重庆市妇联的办公楼。”去看了，也只会引出更多的惆怅感概，不如不看。
宋劭延伸出手指，在文灏的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
时光仿佛倒流回去，回到了六十多年前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他们在沙利文西餐厅相遇的时刻。
其实，不应该为那些古旧建筑的湮灭而伤感。正因为失去，才成就了永恒的追忆，而琐碎的回忆，也是失去后能够拥有的唯一。
“不如去鹅岭看看吧，那里保存得最完好。”宋劭延建议道。
文灏笑着摇摇头。
礼园在解放后，被李家“自愿”捐献给政府，五八年开辟为公园，向市民开放，这就是它保存完好的原因。
李云彤在抗战胜利后去了香港，结婚，生子……但他的大哥却留在大陆，并入了党，但是“四清”运动以后……不提也罢。
文灏的表妹吕祟是家族中唯一留在内地的人。她在四四年嫁给汪玺生，五十年代中期，汪在上海突发脑溢血身亡，此后她终身未改嫁。无论如何，活过，爱过，也算是求仁得仁。
他们一路凭吊过的每一处，似乎都落得一个黯然的结局。
相对而言，他们显得异常的幸运。
六十年前，跌入怒江的那一刻，他们都已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然而本应是万无生还之理的事件，却因飞虎队的及时支援而出现了奇迹。
那时，日本人的诡计失败，便准备了数以百计的橡皮艇，准备搭成浮桥，采取蚂蚁战术强攻。就在这危急的时刻，空中出现了十多架P-40战斗机，对着江面一阵狂猛扫射，才击退了几乎渡江成功的日本鬼子。
而被江水冲到惠通桥以南，又被江中的礁石挡住的他们，也很快被飞机发现，并获得援救。
后来的三年里，宋劭延继续驾机飞越驼峰航线，往返于中印之间，到四五年退役时，他为大后方输送过上千吨各种物资，并被国民政府授予过崮光勋章和青天白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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