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上面就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指示。
此后，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1968年,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
杨柳吐绿，温暖的春风吹绿了一望无际的麦田，吹皱了地下流淌在河里的春雨。
1969年的春天，显得格外暖和。农民们带着渴望的眼神, 期盼又是一个丰收年，与此同时正是清白之年的他们也踏往了看不清未来的远方。
知青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 是一身军绿色服装, 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胸前一朵鲜红的大花, 垂下的绢条上印着“光荣”两个字。
这些知青们年纪都不大, 女生们梳着两条麻花小辫，男生们梳着三七头，一个个看着神采奕奕。
她们不仅自备军帽、军挎包，还要在“军挎”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这会儿，军服已经普及，神秘感便转移到军服的真假之上, 发展到极端时, 马路上常有突然的“抢军帽”事件发生, 当然这必是被识货的人看出是真军帽。
三十个知青上了火车, 坐在各自的车厢里。
刚上车时, 大家都还不熟，所以车厢内，气氛十分安静。
这时候，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一些人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
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车程，车厢内只剩下二十来个知青。
其中十二个男同志，十个女同志。
“同志们，你们快吃，这是我妈在我走之前专门给我做的。”严晓丹拿出糖糕给附近四个人一个个递过去，热情地招呼她们吃。
严晓丹长得白白净净，十分秀气，配上一身绿军装显得英姿飒爽。
大家都是十八九的年纪，这会儿几个男生接过严晓丹的糖糕，十分不好意思。
而另一个女生则显得小心翼翼，面对严晓丹的热情有些害羞，轻声推拒。
“拿着吧，咱们都是一路的，挺有缘分的。”严晓丹嘟着嘴继续催促道，有一种女生不拿她就不罢休的感觉。
这样的催促让女生脸色更加涨红。
附近其他三个男生都看过去，女生察觉到几人的目光，不禁窘迫，然后拿手轻轻接过糖糕。
严晓丹这才满意一笑，其他几个男生除了脸最黑的那个皱了皱眉，其他人都是一脸轻松。
“同志们，不出意外咱们这一个小车厢的都是去一个地方。所以，接下来咱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好认识一下吧。”等几个人吃完糖糕，严晓丹笑着继续开口。
说完，又接着介绍自己：“我叫严晓丹，今年十八岁，为了紧跟主席步伐，我主动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目的地是长县。”
“我叫于兵，今年十八岁，去长县当知青。”个子最高的男生接着开口。
“我叫范一直，今年十九岁，去长县当知青。”范一直是四个男生里面最白净的，它戴着眼镜，身形消瘦，看着斯斯文文。
其中长的最黑的男生慢悠悠地开口：“我叫余立，今年十八岁，也是去长县的。”
等其他人介绍完，另一个女生才小声开口：“我叫于文文，今年十九岁，去长县当知青。”
几人都是十八九岁刚刚毕业的高中生，经过互相介绍之后，气氛明显活跃下来。
其中严晓丹最为活跃，好几次话头都是她起来的，虽然在余立看来有些刻意，做得还不够聪明，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严晓丹却是一个活泼开朗热情的好同志。
害羞内向如于文文明显也自在了一些。
载着他们的火车，轰隆轰隆穿过山洞，在群山之间绕行。
车头冒着浓烟，吼叫着，带头朝前奔驰。铁路两旁的白杨树一棵棵地向后掠去，一同带走的却是她们充满希望的心。
长县
“喂喂，别挤，别乱，同志们都站整齐一点，等会儿知青同志们就来了，咱们要让他们感受到咱们长县人民对他们的热情欢迎。”
南理、谢家沟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原跃进和王晋军站在一起。
王晋军坐在牛车上歪着个身子抽着叶子烟，一旁原跃进虽没有他那么随意，但也不太理会干事的话，靠在驴车上，笑着和王晋军说话。
“屁个欢迎，当我不知道那些小年轻儿怎么回事。”王晋军呼出一口烟气，低声骂道。
南理和谢家沟、罗家湾三个生产队同属一个公社，背靠一座山脉，同食漳河水。
三个生产队挨得很近，互相竞争，又互相通婚。
所以，对于一个月前罗家湾大声的事情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今年三月份，罗家湾生产队来了第一批知青，五个人，二男三女，长得好，还热情大方。
她们刚来的时候，罗家湾人十分欢迎三个城里娃。
给她们安排住宿的时候，也是挑的队里最好的人家，结果第一天晚上三个女娃就吵了一个晚上。
嚷嚷着炕上有虫子，不敢睡，结果队长家一大家子人都没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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