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残废了，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但是后来，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谁让我不小心，出了这样的事故。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说没办法帮我。我找律师打官司，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我没有钱，聘请不起律师，就只好作罢。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律师，搞法律援助的，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官司后来也打赢了，但是，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老板一看，赔的钱太多，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自己跑了，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直到现在，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现在有的时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我乞讨时，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以证明我是个退伍军人，不是骗人的，大家一看，纷纷给钱，现在我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好的时候，有上百块。这样，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他们在半年前，把我打了一顿，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没办法，我只好坐车来省城，联系我的一帮战友，让他们出面，保护保护我。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几十天前，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说是要给我拍照片，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我一听，马上拒绝了，我说：‘去，去，去。你们这帮外国佬，都没安好心，我是中国人，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我不能为国家抹黑。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不是利用我吗！我不干。”
大家都被他说笑了。
王一鸣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郝卫国说：“有啊！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些补助，多了不敢想，一个月三百块吧，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总可以吧？”
王一鸣问：“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
郝卫国说：“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王一鸣问：“你看病怎么办？有报销的渠道吗？”
郝卫国说：“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我是农村户口，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不去吃药打针，因为没有钱。实在是扛不住了，再去买点药吃。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拖一天算一天，我们命贱，抵抗能力强，轻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了感冒要打点滴，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
王一鸣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那么乐观，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一个个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坐下，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获奖证书什么的，然后看着王一鸣说：“王书记，我叫金万全，77年当兵，79年上的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然后上了军校，87年转业，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一个柜台，卖鞋子。生意不好，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水电费什么的，于是就下岗了，到外面自谋职业。我帮别人打过短工，借钱开过小餐馆，跑过长途运输，但都不成功，勉强糊口而已。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也下岗了，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当了人家的小老婆。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于是就和她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儿子不上学了，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王书记，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搞不明白，我现在到底算什么？是军官转业，按说算是干部，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没有职业了，算是下岗职工吧，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通过申请，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我就奇怪了，我们国家这么大，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更可气的是，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现在下岗了，没有任何收入了，自己一个人打短工，连糊口都难，却要按照文件要求，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单位不承担了，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这样，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农民好歹有地，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有时候悲观起来，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儿子，还得活下去。战场上我都没有死，还立了功，现在死了，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我想不通。王书记，各位领导，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希望大家谅解！”说着，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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