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卫东一听，心里很生气，你这不是应付我吗！但公安局长是省公安厅系统的人，垂直管理，乌纱帽的决定权在省公安厅厅长的手里，不在市长和市委书记手里。要是换了一般的市直机关的局长，石卫东肯定会找个借口，就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了，但对这些省公安厅任命的公安局长，他就是不喜欢，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办法。
黑社会很嚣张，后来干脆给石卫东寄来一封恐吓信，里面还放了一颗五四手枪的子弹，警告石卫东，不要多管闲事，当你的太平官，发的你财好了，不然耽误了我们兄弟发财，到时候杀你全家。
石卫东接了这封恐吓信，把它立即交给公安局去查，说是一定要查出是谁写的。结果半年过去了，市公安局答复说：“没办法，差不出来是谁写的。”
从哪个时候，石卫东就知道了黑社会的厉害，最后他也泄气了，干脆不惹那些黑社会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当我的天平官，你捞你们的银子。
后来那些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请他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叫上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黑社会头子，出来和他见面，过来向他敬酒。
现在这个年头，搞房地产开发，避免不了要和黑社会打交道，碰到难缠的被拆迁户，他们就是不配合拆迁，耽误你的工期，怎么办？只能花钱找黑社会，他们的效率最高，打玻璃，砸门，砍砍杀杀，老百姓不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你磨破嘴皮子，还不如请黑社会的人员夜里到这里转几圈，所以，现在的黑社会很吃香，老板要用，有时候地方的政府部门也要用。因为他们出手狠，效率高，老百姓都怕。要命还是要钱，大家还是都明白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黑社会？产生黑社会的土壤是什么？
石卫东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小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黑社会，黑社会都被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消灭了。什么土匪、妓女、黑社会，那个时候想找你都找不到，甚至小偷小摸的人都很少，大家都得遵纪守法，你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周围的群众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批评你，警告你，大家觉悟都高得很，整个社会风清气正，干部不敢贪污，还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那还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夹着尾巴做人。群众就是批评错了，也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官的不敢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敢于监督当官的。
石卫东的父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县化肥厂的厂长，厂里有上千职工，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小姨子提拔做了厂财务科的副科长，就有人到县革委会告他，说他任人唯亲。县革委会主任马上派人到厂里调查，认为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马上亲自带人到化肥厂召开全厂干部职工大会，要求石厂长向反映问题的职工诚恳地道歉，并当众宣布免去石厂长的小姨子财务科副科长的职务。石厂长公开向全体职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举报自己问题的职工三鞠躬，当时全场掌声雷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翁，地位多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那样体现出来的。
所以，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消灭了私有制，黑社会从根本上没有了存活的基础。中国在建国以后的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匪、妓女、黑社会，并保持了二十多年，没有让这些东西死灰复燃。那个时候，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防盗门、防盗窗，家家户户甚至连门锁都用不上，妇女晚上上夜班，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会绑架、强奸、耍流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开搞”的时代，似乎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卷土重来了。小偷遍地，黑社会如雨后春笋，卖淫嫖娼的到处都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笑贫不笑娼。城市里的街道两边，到处是桑拿店、按摩屋，甚至在一些学校、幼儿园的大门口两边，光天化日之下，就有穿着很少，不断地向路人抛媚眼的按摩女。这些按摩女的背后，很可能都有黑社会的人员在控制。
所以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允许人人经商办企业，有些人为了追求暴富，就不可避免地要组织黑社会，只有那样，才能迅速暴富。同时，一大片无业的游民，无疑是最好的黑社会的马仔和打手。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完全消灭过土匪和黑社会，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有私有制的存在，就必然有黑社会的存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外国也是这个道理。放眼世界，美国有黑社会的“教父”，意大利有“黑手党”，日本有“山口组”，墨西哥的黑帮更是猖狂，可以暗杀州长和内阁的部长。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黑社会产生的土壤，就是经济私有化。在当前的大环境里，要想从根本上消灭黑社会，这个根本做不到。
那怎么样对付黑社会呢？不打击是不行了，因为王一鸣已经说了，要他石卫东打击黑社会，要不然全省人民要骂他王一鸣的娘，到时候王一鸣就会骂他石卫东的娘。你坐了这个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就要有所作为，混日子是不行的。张铁成不是想混日子吗，结果被人大常委们赶下去了，很丢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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