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的进城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事，往大了说就是城镇化进程和城镇化率的问题，往小了说就是农民变居民的问题。
“城”是用城墙围起以方便防卫的一定区域，“市”是进行交易的场所。人类发展的历史即是文明发展史，也是产业升级史，还是城市扩大史。
最初没有城市，慢慢的有了城市，慢慢的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原来城市外的人远远的多于城市里的人，慢慢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里的人开始比城外的人更多。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了新的城市，把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把大城市挤成了超大城市。很多农村人的梦想就是进城。80年作家高晓声创作作品《陈奂生上城》就是写了脱贫农民进城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
代注恒的父亲代愈修就是一位梦想着进城的农民。
代愈修原来的名字可不叫这个，叫做代福贵，取“福气富贵”的意思，很俗气，不过也是一种乡下土财主的期望，期待家族兴旺，子孙富贵。
自从读了书之后，代愈修越发不能忍受“福贵”这样俗气的名字，觉得与勇波伟强杰、英芳敏丽霞或者大军小兵、小娟小兰又或者旺财添福差不多。于是根据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欧阳修而自己给自己取了新名字。
这也真是遗传基因强大的表现，代注恒的父亲自己不满意父亲给的名字“代福贵”，改成自己满意的“代愈修”，三十年以后，代注恒继承了父亲的基因，同时也对自己的名字进行了升级，由父亲给的“代若迅”换成了“代注恒”。
“若迅”二字是父亲取自郭沫若和鲁迅，父亲期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文学梦想，能够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小孩却不满意自己引用别人已经成名的名字，也就是被别人带红的字，他自选“注”和“恒”，意思是“替……恒久的注视”或者“一定要有恒心的关注”，从而跳出了纯粹的文学圈子，进入了哲学圈子。
农科院里来了两批新大学生，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区别于建国初期的老大学生。两批新大学生多数都是祝克勤这类农村户口读了大学找了工作以后随迁为农科院的城市户口，他们顺利的实现了从农村奋斗到城市的梦想。只是这群人中也有少数是城市大学生，原来的户口就是城市，现在虽然还是城市，却工作在“农村”，相当于从城市“回到”农村。李霞就是这么个代表。
李霞出生在城市，父母都是工人，一个国有企业的工人，一个集体企业的工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城市里，突然这么因为工作到了农村，总觉得自己是在倒退。别的中国人都是从农村到城市，她却从城市到了农村。
激发李霞这几名大学生牢骚的原因是最近再次出现的农科院迁址问题。
农科院成立于五十年代中期，原本不在现在的地址，而在火车站附近，因为建设火车站，城市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张，农科院被迫向更方便农业科研的农村迁移，这是院史上著名的“服从大局、再创新局”。
改革开放后，城市再次扩张，这次是以公路建设和城市布局为理由的扩张，农科院面临第二次搬迁。
眼见着旧城面积从不到6平方公里变成20平方公里再到规划中的40平方公里，农科院与城市中心的位置可能将会从最初的2公里变成现在的5公里再到未来的10公里。
本来就觉得农科院本来可以保持在城区，实验基地放在农村的大学生们当然不乐意城进院退，一步步推向更深远的农村。
人口的流动是农村向小城镇流动，小城镇向周边县城流动，县城向中小城市流动，中小城市再流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城市。
做生意的人也是从小生意到中等生意再到大生意最后国际大生意。
先富起来的包工头也也还是从农村小乡镇的小施工队到城市的大施工队再到大城市的建筑集团未来或许是超级城市的跨行业产业集团。
唯独农科院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随着城市扩张而水涨船高，有些水涨船飘的流浪感。
院里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在城区里划到一块地修建了“贡献楼”，专家学者或者对农科院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都有机会去住。从领导干部开始，专家学者优先，贡献大者优先。于是几乎所有院级领导和工龄超过20年的科研工作者、工人都在农科院逐渐远离城区的轨道中逆向率先进城了。
新一批大学生工作时间短，既不可能在身份地位上获得突破，很难短期当官成专家，也不可能短时间做出如何如何巨大的贡献，看起来将很难在农科院远离城区的运动轨道上下车逆行。
李霞虽然住在城里，可是父母的老房子又小又旧，弟弟逐渐长大，自己也工作了，是时候自己在单位里去单住了。
烦心的人可不止李霞，只是她毕竟年轻，心直口快，城府不深，问题也最直接，于是就成了反对农科院二次搬迁的代表人物。
代注恒心里有个愿望，是属于家族使命般的愿望。父亲从农村进了城，身份证不再是什么镇什么乡什么村什么组，而是什么街道什么路什么号什么幢的。虽然还是生活在农村，毕竟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和身份证。于是代注恒心里默默给自己一个要求，最终目标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下限目标是未来工作生活在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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