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毛红光也许是在一种非常恼火的心境下，想要试试它究竟有多结实吧？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下手会那么重，一下就把它捅破了。而这又是因为心情压抑的结果。不过我并没有真正看清是毛红光捣的那一下，如果说是小不点干的，那也有很强的动机。
小不点在人们的目光质询下，承受不住压力，第一个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们不要看我，不是我干的。真的，我向***保证！”
这句“向***保证”口头语，即使在八十年代初也有点过时了，用到这里有点幽默的意思，被视为想调戏气氛，逃避惩罚。所以，除了我咧嘴一笑，谁也没有改变表情。小不点在水手长胡裕海的印象中最滑头，又有不准请假的怀恨情结，是最值得怀疑对象。接下来，他们对小不点发动了一轮猛烈询问和心理攻势。
小不点几乎要哭起来，最后拖着长音哀求地说：“你们哪个干的，自己说出来。不要害人好不好？”
他这话是直接说给我和毛红光的了，我们马上紧张起来。
我至今相信：如果不是小不点第一个开口，也许毛红光就会主动承认。小不点吸引了众人火力，又被施加了那样多威胁，使得毛红光逃避了最初压力，变得更不敢承认了。
毛红光朝我投来故作镇静的一瞥，只有我能读懂那眼神里深深的恐惧绝望。我知道他因为牛丽萍事件，操反舵事件，已经背上沉重的包袱，如果再给他安上一个故意破坏的罪名，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多年以后，我读过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更加相信毛红光的行为只是压抑状态下一种变态释放。锚机肚子上镶嵌着这么一块凹下去的玻璃，看上去像是肚脐眼之类的东西。毛红光给它那么一下，完全不是算计好了要搞破坏，而是一种发泄。
小不点哀鸣般的求告博得了部分同情。起码，从小不点这里已没什么可问的了。接下来，我意外地成为审讯主攻对象。因为我是以一个旁观者心态参预其事，突然受到无端指责，逆反心理一下子爆发出来，我用激烈的语气告诉他们：
“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完了。其他的我没话可说。”
我的表现非常稚嫩。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这件事要么是我干的，要么我知道是谁干的。二者必居其一。于是，我就成了这件事的突破口。相反，毛红光只是承受了最小压力，例行公事般地说；“不是我干的，也没看见是谁干的。”就被放过去了。
因为我拒绝说出真相。这件事在本船级别下的调查就此搁浅。政委左拐子威胁说：“你们不肯说出来，我只有上报了。让水上公安分局介入此事。”
对于左拐子的威胁，我和小不点的表现用水手们的话形容，就是——
“鸟得很！”
只有毛红光比较乖顺，像预备挨打的狗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使他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更小了。
事情毕竟没有大到惊动公安局的程度。但是，到了应该开航的时间也没有开航。船队的林队长带了几个人乘着交通艇冒着大风登上了长江2057号。
交通艇摇晃得厉害，林队长一伙人从交通艇上跨过船裆上船的一刹那，我看见林队长的帽子差点儿吹落到江里，他要保帽子，又要去抓船上的护栏，一个趔趄，差点掉到江里，幸亏站在船舷旁的曹志高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否则掉到江里，纵然淹不死，也会被风浪颠簸的两条船挤伤。
林队长被曹志高扶着，在长江2057号上站稳了。他没有跟迎上来的左政委握手，抬起的手掌落在曹志高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拍得曹志高嘴一咧，不知道是痛还是笑。
林队长是为“专案调查”这次事故来的。他们采取个别谈话方式甄别肇事者。我被叫到左政委房间，进行单独谈话。
走进临时充当的审讯室，虽然有心理准备，这里的气氛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林队长我见过次数不多，此人三十多岁，面孔白净，一双眼睛蓄满威严。左右坐着哼哈二将，大概是保卫科的吧。其中准备做笔录的那个，是河校比我高一届的校友，过去我们见面还打过招呼，也就是才摆脱船员身份调上去不久吧？
三人在带拐角的沙发上坐成一团。林队长坐在正中，右边坐着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做笔录的校友坐在左边侧面。我没有理睬摆在他们正对面的那只显然是为我准备的折叠椅，拉过写字台旁一只蒙着布套的靠背椅，在他们斜对面坐下来。林队长双手抱拳支在茶几上，目光探究地盯视我，对我这个动作竟然没有反对。我因为坐得比较舒适，忐忑不安的感觉竟然奇妙地消失了。
“知道我们为什么最后一个找你谈吗？”林队长的声音充满威胁。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们一上来就了解到最有可能做案的就是你。”
“哼，岂有此理！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证据这么武断？”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感情强烈地嚷嚷道。
“老实点，别张牙舞爪的。”林队长右边的那个人威严地提醒我。
“什么张牙舞爪，我问你们要证据。说我干的，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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