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
秦义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秦义认为管仲就很有企业家的精神了。
但是管仲的：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变法政策却得到了极大的误读，以致后世将商人划分为最低等卑贱的职业。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以致之后的千百年，商人都是低贱卑劣的职业，但是他们又确确实实的掌控着国家的一门命脉，他们为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所缴纳的赋税，供取国家南征北战，但是却得到他们相应的地位，他们处处被所谓的无用书生文人所鄙弃。
虽然客观主义上来说，他们是为了钱财而奋斗，但是他们所做的贡献却不可被无视。
想要一朝一夕的改变商人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只能徐徐图之。
在这时代，没人能比秦义更加明白商人的作用，他们将中原的瓷器、茶叶、丝绸沿着海岸线贩运至世界各地，尤其是现在活跃在世界版图上的西班牙人以及葡萄牙人。
他们他们从明朝的商人那里获取丝、絹、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
现在的大明虽然是处于乱世，但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
贸易的顺差让它在丝绸和瓷器的出口占据着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黄金、银钱以及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大明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的白银有三分之一流入明朝。
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两百年的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顺差，这在世界历史都是极为罕见的。
秦义作为一个后来者，十分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如果掌控的好，足以掌控全球的经济了。
秦义对李封说，谋一国之商业，这还是放小了说，秦义的目标是谋世界的经济，他要让在东方这块富饶的地方，不只是两百年世界经济中心，秦义要让这个时间延续的更长，乃至三百年、五百年，千年！
李封高兴的走了，内心中豪情万丈，对于能一占胸中的抱负，他是很开心的，而且初次出手，便是拿整个四川历练，可见秦义是真心待他。
“大哥，为什么李青源要送我们这么多银子啊！”李富贵看着李封高兴的离去，好奇的问道。
“我们要对付马其风，李青源这个老狐狸肯定知道了，马其风是肥羊，李青源也是肥羊，两只肥羊，我们现在对付一只，另外一只肯定是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所以才主动割肉请求我们放过他！”
“三十万两估计也只是李青源差不多一半的钱财，这个老狐狸拿出这么多来，估计也是想要把这官做大！”秦义说道。
李富贵啧啧称奇道：“李青源大手一挥就送来了三十万两银子，可真是肥的流油啊，马其风据说十分的会搜刮，搜刮手段也恶劣，不知道他的钱财会是个什么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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