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林队长呼地一声站起来，白净的面皮像撒了花椒粉一样好看：
“好啊！你！你竟敢拍桌子，我还没有拍桌子，你竟敢拍。你，你好大胆子！……”
我这时也有点后怕，只是反复叨咕：
“我没有干，那事不是我干的。”
林队长大概终于意识到，栽定是我干的确实有些牵强。他也平息了一下火气，重新坐下来，转而用了温和的语气向我了解情况，要我说出究竟是谁干的？
“你一定知道，”他很精明的指出。
然而，我什么也不说：
“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走出政委室时候，我是气昂昂的。
这一场审讯，表面上看来我是大获全胜。他们被我拍了桌子，还不敢像他们恐吓的那样，把我带到岸上交给公安局，只能草草收兵。
当我年轻时候，每回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很痛快。以为我保护了自己和朋友，取得了胜利。其实，富于生活阅历的人们不难看出来，我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牺牲者。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如同我做了那件坏事一样严重，甚至比屈打成招，受点冤枉还要坏。
几年后，我自以为已经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点儿成绩。那时候，曹志高已经上调公司团委，向团高官推荐我去采写公司“十佳青年”人物通讯。我不辱使命，两个月写出十篇报告文学，频频发表在企业报以及《南京团讯》、《南京日报》上；我还给公司工会写过一个根据我在《海员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活报剧，参加职工文艺汇演得了奖。这些成绩使至少三家单位产生过商调我的意愿，但是全被船队坚决地挡住了。我是在商调之事已经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才听到此类传闻的。一位给我透露这些消息的船干不了解我在锚机事件中跟领导拍桌子的旧闻，奇怪地问我：
“你跟船队领导哪来那么深的过结啊？长航报，共青团市委，公司工会都想要你，可是都叫船队堵回去了。还说了你一大通坏话。”
这就是我拍桌子的报偿了。那些上调的好事对于一名青年水手来说，无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许整个人生轨迹由此发生改变，亦未可知。可是这一切都因为一个本来与我无关的事件被黑掉了。
我写完那些报告文学呀，活报剧呀，就像一块被用过的破抹布又给扔回到船上。
重新评价这一场斗争，我在其中扮演的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不管过程如何，对我来说，结果都是失败。曹志高曾劝我：
“如果你知道是谁干的，不要替人背黑锅。如果是你自己干的，承认要趁早。”
我承认他说的是金玉良言。我没有照他说的做，后果我已经承担。但是如果我照他说的去做，出卖毛红光，我的良心上就有一块污点永远抹不掉。毛红光那恐惧而绝望的眼神会成为我睡眠中的一个噩梦。
船，终于拔锚启航了，虽然还是没有查明真相。
晚上，在二楼餐厅看电视，是朱逄博演唱会，她演唱了一首叫做《小树》的台湾民谣。我沿着歌词展现的情景，仿佛看见一颗小树在风雨中飘摇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蓦然受到深深的感动，刹那间眼圈红了起来。
毛红光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偶尔与我的目光相遇，马上低下头去，他在心理上防卫着，怕敢跟我谈论此事。因为有些事一旦挑开了就很难收口。我理解他的担心，事实上我们此后一次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小不点有一种替人受过的委屈，因为他始终是重点嫌疑对象。他觉得受了别人的牵累，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与我们说话。
这件事拆散了我们三人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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